彻底砸烂等级制度和特权阶层（外交部走资派奢靡生活）
——归国生遵义兵团只争朝夕战斗队在大会上的发言
以刘邓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对抗毛主席的英明指示，十七年来在一些部门和单位里培植了一批新型的资产阶级分子和精神贵族，成为他们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外事口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陈毅所把持的外交部就是他们的一个重要基地。在外交部和驻外使馆，以陈毅为首的一个修正主义特权阶层已经开始形成。
这个特权阶层是由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阶级异己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组成的。陈毅是他们的政治代表，刘邓就是这个特权阶层的总后台。
下面以驻×使馆为主要例子，来剖析一下这个特权阶层在生活上腐化堕落的种种表现。
一、不合理的工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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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悬殊
该大使每月工资人民币 800 余元，大使夫人 450—500 元。他们在国外乘车、请客等根本不用花钱，甚至参观的门票也要公家报销。他们一半工资留在国外大量购买洋货，一半寄回国内根本用不了。
而工勤人员每月工资只有一百余元。由于国外物价高，他们一般活动费用，甚至连回国或到其他国家治病的飞机票钱都要自己出，所以根本不够用。他们一半工资在国外除去伙食费，剩下的比留学生生活费还低；一半寄回国内也根本不够用。 -
各式经济特权、额外收入名目繁多
- 制装费：大使出国时制装费 5000—6000 元，大使夫人享有同等待遇。三秘出国时服装费 1000 元，夫人也同样多。而工勤人员则只有 500—650 元。（大使经常回国，每年都有服装费。）
- 补助费：根本不是从实际、从需要出发，而是根据工资而定。例如：一工勤人员每月工资 43 元，七口人，又有一个父亲年老多病，在外交部工作了十三年，总共才补助了 100 多元。而一个干部（双职工）4 口人，月薪 140 元，但只因小孩生病，就补助 1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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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职权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
- 请客：他们办外交就是办酒肉外交，一星期请上几次客。请客要做到两满意：主人满意和客人满意，但最主要的是主人满意。许多宴会是不必要的，是为了他们自己解馋。每次宴会都是由大使自己来订菜单，不管客人是否爱吃；若他们自己爱吃的没送上，就大发雷霆。剩下的还要留给他下顿吃。
- 除了请外国人外，还有内宾。中央已有规定，一般不请内宴，但他们为了讨好上级，不惜对抗中央指示。
- 他们崇洋甚重。为了满足自己吃洋饭的需要，专门叫翻译开车满城跑，给大使买美国的饼干、×国的面包、匈牙利的肘子，使这些中层干部不能干自己的工作，整天为这些老爷们能过奢侈腐化的生活而东奔西跑。
- 使馆买房子时，中间人要十万元外汇，而这些老爷也就出了这笔钱。这个举动轰动了该国，这个中间人一跃成了富翁，成了当地的一个暴发户。
- 他们还以调研为名，行满足个人资产阶级欲望之实，如看尖端的黄色电影，甚至到当地最肮脏的夜总会去玩，还到各处游览名胜古迹。
- 他们还贪污受贿。如大使、参赞不让别人买洋货，订了许多制度，但是这些制度对下不对上。他们利用特权买的洋货最多，价格最高。甚至在 1962 年往国内运大米、面，并且经常多带手表等高级品回国，偷漏关税。如他们不顾国际法，到瑞士买了 40 多块表；如果被查出来，将给国家荣誉带来极坏的影响。
- 展览会出售的料子，别人只能买一套，而大使一人就买了三套，因为这种料子在国外买要便宜得多。
- 他们天天请客吃饭，花了国家不少钱财。有的使馆的大使和夫人平日花自己的钱吃饭时，就吃得很少，而请客时就狼吞虎咽，没有一次不胀得够呛。
- 他们还对抗毛主席关于送礼问题的指示。我们送人的礼品和接受别人的礼品都是代表国家的，因此接受的东西都应交给公家，然后统一处理。但是这些大使老爷们受礼时，却往往化公为私，据为已有，当作个人私有财产。有一次，公务员把别人送的纸篓上交了，大使回来后大发雷霆，非要追回不可。连个纸篓都这样，其他贵重物品就更不用说了。
- 但是工勤人员接到礼品，哪怕是小打火机也要上交。有时他们甚至采取卑鄙手段，把坏的换给工勤人员，自己拿好的。
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对于这些不合理的修正主义制度，只有一点——就是要造反，就是要彻底砸烂。只有这样，广大的工勤人员才能真正解放，中国才能真正防止修正主义，胜利到达共产主义。
二、以陈毅为首的外交部特权阶层把驻外使领馆变成独立王国
在那里，他们过着资产阶级生活。大使有专门为他服务的厨师、理发员、公务员、司机等等。有的大使竟有服务员十一人之多。他们狂热地追求西方资产阶级生活，下面举些随手可得的例子，以作比较：
穿
他们穿的大衣（大使夫人光一件大衣就花了 1600 元，参赞夫人一件皮大衣就花了 2000 元）、西装、中山装、风衣、睡衣、浴衣、晨衣……等等。还有令人作呕的旗袍，有一大使夫人光旗袍就有 100 多件，颜色有深有浅，按季节不同而变换。有的夫人的高跟鞋，从矮到高能排一大串，有好几箱。
而当地的贫苦劳动人民及其子女却过着衣不遮体的生活。他们时时遭受严寒、饥饿的威胁。
必须指出的是：主席亲自批发“九·九”指示后，他们在思想上根本不重视，相反还抵制、对抗；穿着上仍恋恋不舍资产阶级那一套，还穿着西装、打领带、穿尖头火箭鞋。当群众向他们提出严厉批评后，他们还恼羞成怒地说：“要顶住！”如此明目张胆地对抗主席“九·九”指示。是可忍，孰不可忍！
吃
他们当官作老爷，平时根本不参加劳动，甚至连饭也要人端到手里。做菜做得不合意时，就训斥炊事员，直到他满意为止。他们吃蛋白，不吃蛋黄；吃花生油、豆油、玉米油；有的大使好吃王八、乌龟，还要吃活的；有的还吃狗肉。
他们有时外出，明明可以回使馆吃饭，却偏偏要到高级酒吧间里吃洋饭，一个鱼汤就花 20 元。驻×国大使，出去一个星期就要花 1400 元，相当于一个工勤人员三年的工资。有的大使还养狗，两只狗每天伙食费就 5 元，而工勤人员每天只 1.5 元。
外出时，工勤人员只能吃剩下的东西；有的饭量大，稍吃得多一点就要挨骂。
当地劳苦大众连 0.17 元一条的面包棍都买不起。我们到处可以看到一些人在街头、地下铁道里靠乞讨求生，有些小孩靠拣破烂度日。每天，有多少穷苦人民在饥寒交迫的生命线上挣扎啊！两相对比，其是天差地别。
住
×大使住的房子是 300 万元买下的，被人称为“小宫殿”。这座房屋是一个美国高级妓女住的。买这座房子因其昂贵而轰动了该国首都。这幢房子只住大使、参赞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几个人。平时他们外出住旅馆时，都非常昂贵；每天房租有时高达 100 元。大使住的房子温度高了不行，低了也不行，要保持常温。大使房子里还要装氧气灯，怕见不到太阳，影响寿命。
刚去所在国时，大使、参赞住在豪华的公邸里，而工勤人员却没有地方住，只好睡在楼道、走廊、潮湿的地下室，甚至山洞里。睡在地下室，夏天热得要命，闷得要死，连年轻的小伙子睡了一个多小时，也要出来换空气才行。在某一使馆里，有两个人因闷热而死。冬天又冷得要死，抱上两个暖水袋才能入睡。
睡
大使一个人除双人床外（价值 5000 元外汇），还有单人床，而一个大个子医生只睡一个小床，连脚都没地方放，只好悬在空中。沙发、地毯不让人睡，怕弄坏，有人就一直睡在桌子上，有的在建馆前只好睡在澡盆里。再看看当地劳动人民，他们住在破烂不堪的贫民窟里，都是用铁皮、石块垒成的，有的还住在破汽车里，睡在河边，睡在地下铁道里，有些地方夏天蛇虫四出，冬天寒风习习。——这哪里是人住的地方！
看看这些大使参赞，在他们心目中还有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的劳苦大众没有？他们完全沉浸在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中，哪里有一点共产党员的样子！他们地地道道地“修”了！
行
大使一人就有三辆小汽车：一辆红旗牌的，一辆法国奔驰 300 号，一辆苏修吉尔牌的。平时给他开车快了不行，慢了也不行，早到一分钟也不行。
为了他乘车舒服、方便，平时下车，连车门都不愿开，要叫司机为他开门。有一次到某一外国使馆去，因车进不去，大使连这五十步也不想走，后来只好租了辆小汽车，把他送进去。有个驻×国大使，为了看《不落的太阳》，叫司机行驶从北京—上海的路程，只顾自己玩乐，不管他人死活，真是“修”到家了！“九·九”指示后，有人提议大使、参赞不要坐小汽车，要跟群众一起坐大车，可是这些老爷们极力反对，仍然小车出小车进。更可恶的是，×国政务参赞到×国，是坐着美国小汽车，插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去上任的。这些资产阶级老爷们为了显示阔气、讲排场、图享受、贪舒服，竟然堕落到损害国家尊严的地步！他们还有一点中华民族的气节吗？没有了，一点也没有了！
驻外使领馆里有形无形地立着各种各样莫名其妙而又等级分明的制度。有的使馆门、楼道、厕所都有大使、夫人专用的，别人不能用。驻×使馆的办公桌分五、六种：大使用的、参赞用的、秘书用的、一般干部用的全不一样。×使馆大使夫人因翻译穿的衣服和她的一样，便要这位女翻译把衣服换掉，穿上差一点的。一个司机戴了一块黄色的表，因它和参赞夫人的一样而遭指责。以上种种，中国的赫鲁晓夫的臭妖婆王光美不也是这样做的吗？
此外，他们还利用出国的机会，大量购买洋货，狂热地追求西方资产阶级生活，十足的狗奴才相！这里仅举二例：据不完全统计，×大使家至少有十一块手表、两架照相机、两架录音机、一个电冰箱、外加电视机等等。他每月工资 1000 多元，现已有存款××万元。驻×国参赞家，六口人就占了两套高级房间，除厨房、浴室、洗脸间、库房外，光卧室、客厅就有六间。室内陈设奢侈得要命，全是资产阶级那一套，地毯、沙发多得不用说；仅举几件高级样品：电视机一架，收音机四架，录音机一架，打字机一架，电唱机一架，德国照相机三架，电影放映机一架，电影摄影机一架，照相放大机一架，电动缝纫机一架，切面机一架，望远镜三架，手风琴一架。这次回家，他们还念念不忘地带回来日本高级自动圆珠笔 38 支。衣服多得更是没法说，仅点了他们两个库房中的一个，就有大皮箱 17 个——这还仅仅是他们财产中的一小部分，甚至连二十分之一还不到。
看了这些触目惊心的例子，我们不禁要问：这些老爷在国外到底干什么去了？他们根本不是去工作的，而是去享乐去了。他们成天想的不是革命、不是国家大事、不是世界革命大事，而是吃穿玩乐、梳妆打扮。有一个大使夫人为了用美国电影明星用的香粉，竟叫人坐车跑遍三、四个国家去找。一大使的染发油就有四瓶。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大家提意见要求把放在院里的一个裸体像搬掉，但大使却把它搬到自己房间里去了。这些人还利用自己的特权去看黄色电影。他们所追求的是资产阶级老爷太太的生活；对于资产阶级腐朽的东西他们永远不会满足，他们在修正主义的泥坑里越陷越深。他们的灵魂肮脏得很，见不得人。他们的生活比过去资本家的生活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使馆一参赞（出身于大资本家）就公开说他现在的生活比过去还好。正如《九评》中指出的那样，“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
这些人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在国外优越条件下得到了充分的暴露！他们生活上腐化、堕落，必然导致在政治上怕死，对外斗争上的投降外交路线。
看看他们怕死怕到什么程度吧：
- ×大使为了延长“狗命”，不惜从欧洲专程赶到香港去打“长生”针，平时喝“长生”汤。
- ×大使以为当地太阳少，怕见不到太阳影响寿命，叫人专门到许多地方为他买一盏高空氧气灯；而广大工勤人员整天在潮湿的地下室劳动，无人过问。
- 许多大使夫人怕影响寿命，光吃蛋白不吃蛋黄。更有甚者，×大使怕死：坐飞机怕摔死，坐火车怕出轨；有的怕坐飞机让人害死，而不惜浪费大量外汇订五条航线的飞机票。
他们怕死，必然表现在对外斗争的“三降一灭”投降外交路线上。试想：这样怕死的人，怎么能在白色政权的包围之中，坚决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外交路线、顽强不屈地同国际阶级敌人作毫不调和的斗争呢？这些人连自己的“狗命”尚且要千方百计地想延长又延长，又怎么能设想一旦出现像印尼反动政变事件时，能像赵小寿那样，为维护祖国的尊严、保卫五星红旗而挺身而出呢？这样的人，又怎么能担当起世界革命的重任呢？因此，对他们的罪行，我们必须清算！对这个特权阶层，我们必须砸烂！
“特权阶层”在某使馆里的种种表现
——驻外使馆“九·九”战斗兵团代表在会上的发言
我是大使馆的一个普通工勤人员。我要揭发“特权阶层”在使馆里的种种表现。
首先揭发大使夫人。她是地主出身，剥削阶级思想十分严重。出国后，她被资产阶级腐朽生活迷住了，经常坐高级小轿车上街买衣服和化装品，有时甚至利用工作时间，叫翻译陪她一起去。她和丈夫在使馆三年多，从来没有叠过被子，更别提参加打扫房间等杂务劳动了。她所有的衣服，甚至卫生带都要工勤人员替她洗。
这位贵夫人每天要换一条短裤，一个星期要洗几次澡。在她每次对外活动前，工勤人员必须将她的绸缎旗袍熨好，把她的高跟鞋擦好。她提前二、三小时下班，由大使司机用专车送她到馆里梳妆打扮。首先洗上一个小时的澡，然后穿上浴衣，美美地吃上一顿专门为她准备好的佳肴。接着，她又梳妆打扮，涂脂抹粉……忙个没完。下面的同志怕参加外事活动迟到了影响不好，急得直瞪眼。催了好久，她才慢条斯理地叼着烟从楼上走下来。
这些达官显人颇懂养生之道，信奉“活命哲学”。有个商务参赞的老婆长得又白又胖，根本没有毛病，又不做什么工作，却一有小毛病就上医院。她老是说嗓子有什么堵着，一次又一次地上医院检查，却又检查不出个所以然。这下可给外国大夫增加了烦恼——因为她根本没什么毛病，怎么能检查出来呢！
使馆里有个武官是个典型的怕死鬼。他被人称为“卫生冠军”。每次吃饭前洗手后，他的手就成了“圣手”，别人和他握手都不行，怕沾染细菌；洗了手后连毛巾都不敢擦。有时洗了手怕关水龙头时再弄脏，武官大人灵机一动，看到别的同志来洗手，就假惺惺地说：“哎！洗手，洗手！”就这样借别人洗手的机会替他关水龙头。更令人气愤的是：使馆里的厕所大便后都是用手接按钮冲洗的，这个怕死鬼为了不沾染上细菌，就用脚去蹬。人家用手，他却用脚。结果别人只得用手去按他脚蹬过的按钮，真是损人利己，自私至极！
血泪控诉外交部“特权阶层”对工勤人员的残酷迫害
摘自归国生遵义兵团在大会上的揭发
以陈毅为首的外交部反革命修正主义“特权阶层”，长期以来高高在上，作官当老爷。他们滥施淫威，胡作非为，百般歧视和残酷迫害工勤人员，把劳动人民当牛作马，甚至折磨至死，真是罪恶滔天！
仅以我驻×使领馆为例。几年以来，在该使领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残酷迫害下，竟接连发生了四起人命案，无辜夺去了我们四个阶级弟兄的宝贵生命。
该驻在国天气炎热，人们犹如生活在蒸炉里一样。当然，这对大使参赞们并无半点威胁。他们屋宇宽敞，几个人就占有一整幢楼房。楼里又有冷气设备，可以随时调节温度。他们还可以停止工作，悠哉游哉地整天休息……。但是广大的工勤人员则是另一番遭遇了。他们住在走廊、小阁楼、地下室，甚至山洞里。他们不得不在闷热的环境里、灼人的阳光下从事繁忙的劳动。该使馆里有两个炊事员同志，由于长期在高温炉火旁工作，积劳成疾，身体越来越坏，而使馆老爷却不闻不问，还对伙食百般挑剔，对炊事员同志横加指责，结果这两个炊事员又气又病，终于被活活折磨死了。
另有一位司机同志，国庆前夕办事出车刚回来，还未喘过气，立刻被总领事的老婆叫去安彩灯、搞布置，忙个不停。干了许久，这个司机同志刚坐下来想喝口水、休息一下，不幸又被总领事的老婆看见了，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破口大骂，硬说司机贪懒。在这妖婆的淫威和逼迫下，司机同志只得咬牙继续干活。由于这个司机同志患高血压，加之劳累过度，就觉得头晕眼花；检修线路时，一不小心手触了电，从二楼高处摔下来，惨死了。
又有一位公务员，大病初愈，身体还极虚弱，就强被叫去陪同外交部一位官老爷一起游泳（这位老爷当时率领一代表团路过该国）。为了贪图游得痛快，这位团长老爷拼命往深处游去，根本不顾陪同他的公务员当时体质情况。为了保护这位老爷的安全，公务员不得不硬着头皮跟着游去。
回来时逆风、涨潮，公务员游到河心，就再也坚持不住了，开始往下沉。可这位团长老爷竟眼睁睁地看着这位公务员沉下水底，故意见死不救。三个多小时后，这位公务员的遗体才被附近居民打捞起来。这时团长老爷竟恬不知耻地说：“当时我自己也累了。”——说得好不轻松！视人命如草芥，是可忍，孰不可忍！
以上是外交部“特权阶层”残酷迫害工勤人员的部分例子。这些血淋淋的事实，深刻揭露了外交部“特权阶层”对党和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有力地说明了主席的“九·九”指示是何等的英明和正确。“来一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让我们遵循主席的教导，为彻底砸烂以陈毅为首的外交部反革命修正主义“特权阶层”，为坚决实现外事系统的无产阶级革命化而英勇奋斗吧！
外交部老爷们的“特权”点滴
- 许多外交部副部长独占一幢楼房，各自配备秘书、专车司机、厨师、看守等等工作人员，有的还雇佣人服侍，由公家供给地毯、沙发、衣柜、钢丝床、写字台及其他大批家具。
- 据揭露，×××大使从国外回来时带回四十多只箱子，大发横财；××副部长从香港购回一只电冰箱，但因嫌进口税高，就利用职权转让给公家，而后来又占为己有。这样既不出购价，又不出税款，白白弄到了一只电冰箱。××大使爱好字画，就以陈设美化使馆为名，不惜巨资购买大量名画，供其欣赏。同时还利用困难时期大使不检查行李的机会，从香港买回面粉若干袋。×××副部长甚至不惜违反中央政策，套用法郎外汇购买洋货。
- 外交部的老爷们长期养尊处优，四体不勤，一出门就要坐小汽车，而且车子还要新式的、西方的才行。××大使出国时，为了排场，不惜损失国家尊严，千方百计购买苏修出品的“海鸥”牌小轿车。还有，国务院规定司局长下班不坐小轿车，而这些老爷们也拒不执行。例如，非洲司副司长××每次下班都要坐小轿车，而且还经常发牢骚，问司机为什么老是开这辆破车。有一次他乘小汽车去育才小学接孩子，竟不惜耽误去机场迎接外宾这样重大的任务。
- 这些老爷们的生活十分腐化。每个副部长、大使、司长一年的薪水好几千元，而且各自都有成千上万的存款。在国家困难时期，人民生活都受到了影响，可他们却照样大肆挥霍。他们每月除按规定供给肉、蛋、油、糖、香烟之外，还经常多分机关的生产品，如打来的黄羊、捕来的鱼等等，有时还到钓鱼台、友谊宾馆、国际俱乐部去吃喝玩乐。此外，他们还收到许多外国回人员赠送的礼品。
- 这些老爷们不仅自己官气十足、享受特权，而且破坏制度，让其家属子女也跟着享受特权。真是一人当官，全家享福。例如：有时举行招待外宾的晚会，很多工作同志都没有机会参加，可是我们的部长、司长们却能携带家眷坐在贵宾席上，甚至把保姆也带去。有时还违反规定，把他们的家眷带去参观保密的项目。这些老爷们还以私人关系代替组织关系，滥用职权。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大叛徒薄一波的夫人曾“指示”干部司要把他的女儿分配到外交部，干部司也就照办了。后来她又想要女儿到国外“锻炼锻炼”，结果又如愿以偿。×××大使的女儿不愿在公安学校随班下多劳动锻炼，他就通过非法途径，把女儿硬塞进外交学院，并指使专人为她单独一人开课。外交部豫王坟幼儿园甚至专门安排高级干部子女坐飞机游览北京，让他们去开“眼界”。有的少爷小姐还经常充当代表团成员，随同父母到国内外去游山玩水。又如：××大使的儿子为了显示自己，竟带着他父亲的手枪到学校里去炫耀。此类事情，不胜枚举。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让我们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把外交部的这个“特权阶层”砸个稀巴烂！
一个老红军对外交部走资派的控诉
我生在河南的一个贫农家庭里。三岁上死了母亲，六岁那年父亲也去世了。这样，我就只得出去要饭，成了无家可归的乞儿。有个卖油条的老头看我可怜，就叫我帮他卖油条，管吃不管穿；我就这样跟着他混碗饭糊糊口。有时也帮他扛活。记得我都二十来岁了，还从来未穿过一件棉衣和一条棉裤，有机会捡到破衣破鞋就算穿的。大雪天也睡在席棚里，垫的是高粱秆，过着牛马一样的日子。直到 1933 年，我们那里有了红军，打土豪分田地，我才得到解放，参加了四方面军。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我随红军到过湖北、湖南、四川，接着就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在延安的时候，我见到了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最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从那时起，我的决心更大了：我坚决要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永远做毛主席的忠实战士。
以陈毅为首的部党委，多年来搞了不少修正主义的东西。他们看不起工农，认为没有文化，总是千方百计地排挤我们。1958 年，我才五十四岁，总务司政治处的领导就来劝我退休，说我“老了”，“该休息了”；还说只要我同意退休就可以给我三四千人民币，还给房子住。我听了，心中难过得半天说不出话，眼泪掉了下来。我想：我听毛主席的话，干了这么多年的革命，今天革命胜利了，怎么着，不要我们大老粗了？我老周就这样完了吗？我断然回答他们说：“老了不要紧。我还能工作，我还要革命。我革命不是为了钱！”在我的坚决斗争下，他们才又把我留下，调到东郊农场去喂猪，后来又去涿县农场劳动了三年。从涿县回来，他们又劝我退休退职。我还是坚持要工作，坚持能干多少就干多少。要我白吃人民的饭不干活，这种日子，我一天也活不下去！
我来外交部后，就觉得和过去在部队截然不一样。那时有一块饼干上下级分着吃，领导都是同志，上级爱下级，下级爱上级，充满阶级感情。可是外交部的阶级感情哪里去了？我给姬鹏飞他们看门时，姬鹏飞看不起我们，到他家去传个话或送个东西，他根本不搭理，连问个好、让个坐的话都从不说一句。出进门时更是不理人。他老婆许寒冰是个十足的官太太，看见我们时的那副模样，就像我们欠了她钱！有时给她开门开晚了一会儿，她就大发脾气，说她在门外等了半个钟头啦！其实她最多等了两分钟。——这些都是什么作风？毛主席领导的土地战争和抗日战争时，哪有这些作风？
我这个人打了半辈子仗。长征以后，我在山东打了八年的日本鬼子，又到东北参加解放战争。直到 1950 年来外交部才不打仗，可是现在又打啦！现在是同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仗。在这场斗争中，我一定紧跟毛主席，紧跟革命小将，誓把刘、邓伸向外交部的魔爪狠狠斩断！打倒陈毅！打倒姬鹏飞！打倒乔冠华！誓把外交部办成一所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外交部管理科 周潮海
